1961年初，上海，正在休养的陈赓拄着手杖拜访粟裕。两人多年相交，谈话并没有多少寒暄，反倒像久别的老战友重新坐到了一张地图前。临别时，陈赓陪粟裕走到住处，目光在房屋里扫了一圈，忽然开口：“粟老总，咱俩换换房子如何？”
这句话听起来像玩笑，实际上却带着陈赓一贯的直爽。他发现粟裕住的房子面积不大，陈赓认为，以粟裕的身份和身体状况，不该住得过于简陋。粟裕没有接受，只是笑着解释，这处住所是自己主动选择的。
粟裕一生不喜欢铺张。战争年代，他长期在前线奔波，指挥部可能是一间民房，也可能只是几张木板拼成的临时住处。住惯了简单环境，大房子反而让他觉得不自在。陈赓提出换房，粟裕明白，那不是客套，而是老朋友替自己打抱不平。
两人的交情，并不是从某一场并肩作战开始的。1927年南昌起义时，陈赓已经是起义军营长，粟裕则是警卫队班长。两人都在起义队伍中，却分属不同单位，彼此并不熟悉。
南昌起义军南下后，部队在三河坝分兵。朱德率部分力量留下阻击追敌，粟裕随军参加了三河坝战斗；陈赓则随主力南下，途中负伤，后来转赴上海治疗。此后，两人走上了不同道路。
陈赓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，参加过东征和北伐，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大革命失败后，他曾在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，进入中央特科，积累了丰富的情报和保卫经验。粟裕则在南昌起义、井冈山斗争和中央苏区战场上逐步成长，军事才能是在一次次实战中显露出来的。
土地革命战争时期，两人的交集并不多。抗日战争期间，他们也分别在不同战场承担任务。真正让双方充分认识彼此能力的，是解放战争。
1946年，粟裕在苏中战场连续作战，取得苏中七战七捷；同一时期，陈赓指挥部队在晋南、豫西等地作战，1946年8月在闻喜、夏县地区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一师第一旅，重创胡宗南部队。一个善于集中兵力、捕捉战机，一个长于穿插迂回、调动敌人，战场风格不同，指挥上的敏锐却十分相近。
淮海战役成为两人一次重要合作。1948年11月战役打响后，华东野战军围歼黄百韬兵团，中原野战军则承担了阻击和围歼黄维兵团等任务。黄维兵团装备较强，依托阵地顽抗，中野部队在重武器不足的情况下进展艰难。后来，华野特种兵纵队等力量参加作战，战局才逐渐打开。
陈赓由此更加清楚地看见了粟裕的指挥能力。粟裕也并非只会在地图上调兵遣将，他对友军困难看得很准，关键时刻愿意提供支援。两人的信任，往往不是靠言语建立，而是在这种相互补台中一点点形成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二人的工作关系进一步密切。1954年，粟裕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，陈赓任副总参谋长。军队正规化、现代化建设刚刚起步，总参谋部承担的任务极重，作战训练、军事教育、装备建设都需要重新建立制度。
粟裕很看重陈赓的组织能力和实际经验。1951年，陈赓从朝鲜战场回国后，受命筹办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。学校后来在哈尔滨成立，通常称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。办这样一所综合性军事院校，既要吸收苏联经验，也要结合中国军队自身条件，陈赓为此四处奔走，投入了大量精力。
高强度工作加上战争留下的旧伤，使两人的身体都不理想。粟裕曾在战争中负伤，长期受头痛等疾病困扰；陈赓的腿伤也时常发作。1957年以后，二人都曾在上海华东医院等地接受治疗和休养，只是陈赓性格闲不住，身体稍有好转便惦记工作。
1961年，陈赓病情加重，来到上海休养。粟裕也在上海，两位老战友再次成了病友。陈赓谈起抗美援朝和援越抗法的经历，粟裕虽然没有亲自参加这些战事，却常根据地图分析战场形势，追问兵力、道路和后勤。
有一次，陈赓主持总参工作时出现差错，粟裕回来后主动承担责任。陈赓不解地问：“事情是我办的，你为什么替我担着？”粟裕回答：“让你主持工作，是我作的决定，出了问题，当然由我负责。”
这就是两人相处的方式。陈赓说话直，办事快，常常把关心挂在嘴边；粟裕沉默些，却把责任压在自己肩上。上海那次谈话之后，陈赓的病情迅速恶化。1961年3月16日，陈赓在上海逝世，终年58岁。粟裕听到消息后悲痛难抑，坚持前往送别。那所没有换成的房子，也留在了两位老战友最后一段相处的记忆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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