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朝最后十三位状元，结局如何

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年），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具特殊性的一年。这一年，日俄战争落幕，沙俄战败，日薄西山的清政府寄望“以夷制夷”，将“立宪强国”视为救命稻草，数月后便派遣端方、载泽、戴鸿慈、徐世昌、绍英五大臣，赴西方国家考察宪政制度。

是的，五年前，慈禧掌权下的清政府还发动了“戊戌政变”，剿灭了维新派

的变法，仅仅五年以后，他们居然主动开始了“新政”。

也是这一年，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正式成立同盟会，“驱逐鞑虏、恢复中华、创立民国、平均地权”的十六字纲领随之确立。

仍然是这一年的9月2日，清廷颁布上谕：“著即自丙午科为始，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”。

自隋炀帝大业元年（605年）开创进士科以来，延续整整1300年的科举选官制度，也走到了历史终点。光绪朝前后三十一年间的十三位状元，也因此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届“天子门生”。

这十三位状元的命运，因时代巨变各不相同：

第一位，光绪二年（1876年）恩科状元曹鸿勋，初授翰林院修撰。光绪十三年（1887年），入值上书房。年初调补湖南布政使，随后升任陕西巡抚。

曹鸿勋前半生循规蹈矩，期间仅因劝谏修建颐和园被外放，仕途算是比较顺利。任职陕西巡抚期间，恰逢清廷推行预备立宪。作为科举出身的高级官员，曹鸿勋在地方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，其中最具开创意义的，便是开采陕北延长的延长油矿。

延长油矿早在汉代便已闻名，《汉书·地理志》记载：“上郡高奴县（今肤施以东延长等境，即古高奴，董瞿王所都也）有洧水（今延长志载，洧水即延河），肥，可燃。”

但在此之前，延长石油的利用方式仅限于熏衣制墨、燃灯照明、敷疮疗癣，年利用量不过几百斤。有人感叹：“地实蕴蓄千古莫泄，讵不可惜，独是中国科学幼稚，人鲜究研，不知探取提炼以供民生之需。”

曹鸿勋上任时，延长石油资源已引起西方列强觊觎，局势不利，且国内护路保矿斗争正酣。受此影响，他决定自行开办石油矿井，于当年十月上奏清廷并获许可。

1907年3月，第一部石油钻机在延长县城西门外油苗露头处安装，6月开工凿井，9月凿至81米处完工，日产原油1至1.5吨，这便是被誉为“中国第一口油井”的“延一井”。

1906年，曹鸿勋被调京侯置，随即协理开办资政院事务，同年卒于任上。

第二位，光绪三年（1877年）状元王仁堪，福建福州人，祖父是道光朝两广总督王庆云，清流党成员，清史稿中记载的最后一名清官。

1891年任镇江知府。1893年三年任期满，经考核，其政绩为江苏省第一，随即被调任苏州知府。苏州人得到消息无不拍手称快。不幸的是，王仁堪到任三月有余，年秋十月二十日病重难返，卒于任上，享年四十五岁。

王仁堪虽然早逝，无缘见证后来的历史进程，但他的后人却又十余人成为新中国化工、核医、文化教育、文物、建筑等领域的专家人物。

其孙子王世真，生于1916年，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、生物化学家、核医学家，2016年以百岁寿辰逝世。这个家族实在是群星闪耀，似乎王仁堪早逝的遗憾都被他的后人所弥补。大家有兴趣的话我改天专门写一篇介绍。

第三位，光绪六年（1880年）状元黄思永，字慎之，号亦瓢，安徽人，出生于江宁（今南京），官至国子监祭酒，是京师大学堂发起人之一。

1842年，黄思永出生于江宁，十二岁那年，太平军攻入南京，黄思永父母死于兵乱，此后由其行过聘礼的金氏的父亲抚养长大。

光绪二十一年（1895年），黄思永上书奏请开办商办铁路，提议由商人集股修筑津镇铁路，试图打破洋行对铁路修筑权的垄断。获批后，他奔走南北联络商人、筹集股金，虽因列强干涉与清廷内部矛盾，计划最终流产，却并未气馁。

次年，他在北京创办北京工艺商局，推广新式工艺技术、培养实业人才，引进西方先进机器、聘请外国技师，生产玻璃、肥皂、火柴等日用商品，以抵制洋货、挽回利权。

甲午战败后，清廷被迫与日本签订《马关条约》，赔偿军费2亿两白银，这笔巨额赔款相当于清政府两年财政收入，令本就拮据的国库雪上加霜。在支付第四期赔款后，光绪帝深感财政压力，下诏令群臣“筹划开源之计以偿付赔款”。

黄思永随即上书，提出以发行“股票”方式筹集赔款，建议以田赋、盐税为担保，募集库平银1亿两，年息5厘，分20年偿还，并提议将股票命名为“自强股票”。

其方案得到户部侍郎张荫桓支持，更名为“昭信股票”（取“昭示国家信用”之意），于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年）正式发行。但“昭信股票”因发行时强行摊派激起民愤，不久后被中止，黄思永也因此被牵连罢官入狱。

1900年因八国联军入侵而出狱，此后开始兴办实业，与光绪二十年（1894年）恩科状元张謇南北呼应，携手推动实业救国；两人在1903年被特聘为大清农工商部头等顾问。

两人并称“商部两状元”，成为大清实业的核心力量。

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以后，黄思永定居上海，1914年病逝，对了，他还有另一个意义非凡的身份——是我国收集整理甲骨文的第一人。

第四位，光绪九年（1883年）状元陈冕，祖籍济南，生于北京，24岁考取状元，是清朝最年轻的状元之一，官至湖南乡试主考官。此人乐善好施，多次变卖家产赈济灾民，以至于家财散尽，奈何天不假年，陈冕于1893年因过度劳累英年早逝，时年34岁，归葬时沿途十里百姓自发送葬。

第五位，光绪十二年（1886年）状元赵以炯，贵州第一位文科举状元（贵州历史上唯一一位武状元是康熙年间的曹维城），出仕以后主要任学政和科举考官，1903年丁忧三年期满，入京复职，同年因感慨仕途坎坷而辞官回乡讲学。

1906年赵以炯病逝。

第六位，光绪十五年（1889年）状元张建勋，此时任云南学政、云南乡试主考官。他和光绪十六年（1890年）状元吴鲁，此刻在云南全力兴办边疆教育。

张建勋调任黑龙江提学使，在黑龙江创办学校，兴办教育，辛亥革命爆发后去职，1913年病逝。

第七位，光绪十六年（1890年）状元吴鲁，字肃堂，号且园，福建泉州人，祖上三代均为平民。他也是历史上福建最后一位状元。

吴鲁和张建勋的经历很相似，都是长期从事于教育行业，张建勋在云南任学政，吴鲁任督学，1906张建勋调任黑龙江提学使，吴鲁则被调往吉林任提学使，在任期间政绩颇丰，2年后离职赴京，吉林百姓为其立德政碑。

1911年六月，吴鲁辞官返乡。先是旅居上海，后寓居厦门鼓浪屿林家“菽庄花园”半年。1912年二月，返回老家晋江同年八月二十八病逝，终年68岁。

第八位，光绪十八年（1892年）状元刘福姚，广西历史上最后一位状元，历任多届乡试考官，因性格刚正仕途不畅，加上支持维新而被慈禧冷落。晚年定居上海以卖字画为生，境遇颇为凄凉。卒年不详。

第九位，光绪二十年（1894年）恩科状元张謇，字季直，号啬庵，江苏通州（今南通）人。

作为十三位状元中名气最大、成就最突出者，他投身实业的决心比学长黄思永更为坚定。

中状元次年，他因父丧回乡守制，随后在张之洞支持下，与同治十三年（1874年）状元陆润庠分别在南通、苏州创办大生纱厂与苏纶纱厂。

创办大生纱厂时，张謇创新性采用“官招商办”模式，即官方（张之洞）以设备作价入股，商人（张謇等人）负责募集资金并自主经营，形成官商合营、政企分开的新型企业制度。

这一模式一经实践就遭遇重大挑战。

由于是初次募集，缺乏足够的社会信任，导致商股募集艰难，直到1897年才勉强集齐所需资金。张謇曾回忆：“几乎无人敢应，百计劝说，应者寥寥。”最困难时，他甚至靠卖字维持筹办处运转。经过四年筹备，大生纱厂于1899年正式投产，成为中国近代民族纺织工业的重要里程碑。

期间，张謇丁忧期满回京履职，老师翁同龢协助光绪帝变法，遭慈禧忌恨被解职，1898年七月，张謇在送别老师以后，也请假南归，正式开始“实业救国”。

1903年，张謇与黄思永同被聘为农工商部顾问，志同道合的二人携手颁布诸多奖励新办铁路、矿务公司及商会的章程。

其中，张謇因创办纱厂的艰难经历，重点关注现代企业制度建设；黄思永则凭借北京工艺商局的运营经验，着力推动手工业改良与技术创新。二人共同起草的《奖励公司章程》《商会简明章程》等文件，构建了中国最早的工商业制度框架。

在二人努力下，1904至1908年间，全国新设工矿企业达400余家，民族资本迎来首个发展高潮。《申报》曾评价：“以状元之才行商贾之事，以翰墨之手绘实业之图，此千古未有之奇也。”

不仅如此，张謇还是清末有名的立宪派首领，1906年九月，张謇和、郑孝胥、汤寿潜等立宪派发起成立“预备立宪公会”，为清末立宪发起舆论宣传，该公会多次发起“国会请愿行动”，敦促清政府推进立宪，速开国会。结果1911年5月，“皇族内阁”出台，立宪派大失所望，转而寻求支持革命派。

立宪派的立场转换，也是辛亥革命爆发以后，各地立宪派纷纷响应以至于形成各省宣布独立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民国元年，清宣统皇帝宣布退位，退位诏书就是张謇起草的，此后张謇追随袁世凯，任民国初年实业总长（后改任北洋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总长），只是1916年袁世凯和日本人签订“二十一条”，张謇大失所望，再次辞职。

1926年八月二十四日，张謇在南通去世，享年73岁。

第十位，光绪二十一年（1895年）状元骆成骧，殿试中因一句“主忧臣辱，主辱臣死”感动光绪帝，被钦点为第一，也是四川在清朝的唯一一位科举状元。官至山西提学使、京师大学堂（北大前身）首席提调。1906年，清廷推行预备立宪，骆成骧受命赴日本考察宪政，深入研究各国政治制度。

在日期间，他与留日同僚合作编译《宪法议院法渊鉴》，收录美、英、法、德、日等十六国宪法及议院法规，并亲自作序，强调立宪政治“无损于君权，而有益于国”，敦促清廷早日施行宪政。此书进呈朝廷后，成为清末立宪运动的重要参考文献。

民国元年，骆成骧以立宪派元老的身份，先后出任四川省议会议长，四川高等学校（今四川大学前身）校长等职务，长期在从事教育行业，颇受川军阀敬重。梁桥超评价他“状元公教书有瘾”。

1926年，四川军阀刘成勋举行文官考试，邀请骆成骧前往雅安出任主考官，考试结束以后不就，骆成骧在成都病逝，享年61岁。

第十一位，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年）状元夏同龢，贵州第二位也是最后一位状元，1904年初，奏请自费出国留学（历史上第一位出国留学的状元），入日本法政大学研究宪政改革。此刻刚完成学业回国，年底由两广总督岑春煊奏请，出任广东法政学堂校长。

这所学校大家未必熟悉，但从中走出来的朱执信、陈炯明、邹鲁等人，却是广州黄花岗起义的重要领导人之一。

注意，广东法政学堂1924并入国立广东大学成为该校法学院，而后者则是今中山大学前身。

辛亥革命爆发以后，夏同龢作为贵州代表当选民国众议院议员，遂前往北京任职，期间营救因得罪袁世凯被捕的贵州同乡、保定军校学生王天培。后者正是北伐军中黔军代表、北伐名将（后因支持国共合作，被蒋介石杀害）。

1925年，夏同龢因心脏病突发，病逝于北京。

第十二位，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年）状元王寿彭，山东潍坊人，这一年正随载泽、端方等五大臣赴日本，考察政治、教育与实业。1910年任湖北提学使，代理湖北巡抚。武昌起义爆发后，王寿彭拒绝和革命军合作，暗中抵达山东，后任北洋政府山东教育司司长、北京总统府秘书。1925年出任山东教育厅厅长，创办省立山东大学（季羡林母校）。

1929年，王寿彭病逝于天津。

第十三位，光绪三十年（1904年）恩科状元刘春霖，我国科举历史上最后一位状元，这一年被官派至日本政法大学留学。

1907年回国以后，刘春霖先后任谘议局（相当于省议会）议员、资政院（相当于国会）议员，辛亥革命爆发后一度隐居。

此人人生中有两大污点，一是作为直隶代表“劝进”袁世凯称帝，结果被袁世凯任命为北京农事试验场（即今北京动物园）场长。虽然也是培养了不少农科学生，但因为大家毕业以后都没有工作，导致刘春霖逐渐心灰意冷。

其二，张勋复辟，刘春霖作为清末遗老之一，再次穿上他的四品朝服，跑到故宫太和殿参拜溥仪，结果几天以后，溥仪再次宣布退位。

十五年以后，“伪满洲国”成立，已经成年的溥仪多次派人找到他，劝他去东北做官，刘春霖均装病拒绝，他有句话是这样说的，“我因一时之错，参加了张勋复辟，深感自疚。现在又要我在日本扶植下的宣统皇帝前任职，我是不去参加的，不能一错再错。”

不仅如此，后来“伪满洲国”总理、他的昔日同僚郑孝胥亲自到北京请他，他仍然严词拒绝，并留下了那句颇为经典的名言：

“君非昔日之君，臣亦非昔日之臣，岂能随汝而毁我之誉。”

所以我们说一个人的性格和格局，是多面复杂且变化发展的，作为清末最后一名状元，刘春霖对大清总比常人多了一些念想，但随着民主观念的深入人心，他又能及时醒悟，保住自己最后的晚节。

1937年，抗日战争爆发，北平沦陷以后，日本人派王揖唐邀请刘春霖出任北平市长，刘春霖以“宁做华丐，不当汉奸”严词拒绝，日本人恼羞成怒，居然将刘春霖家洗劫一空。刘春霖后被宋哲元专车接走，安置在天津，1942年1月17日平静去世。

对于此人我是怀揣敬意的，作为帝制时代的最后一位科举状元，刘春霖到底也没给中国人丢脸。

清朝最后的十三位状元，既有传统士大夫，也有投机分子，更有在自己领域深耕发展的爱国人士和知识精英。他们更像是一面镜子，照出了终生在那个乱世中的复杂抉择。